伯爵抓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特·古德维太太母女的时候，凑着我耳朵说：
“又是男爵，又是审计官，将来还有更大的官爵，加上这所屋子作陪嫁，这样你总不至于爱上伯爵夫人了吧？”
我心里不由得飘飘然，并非为了那些不敢希望的好处，而是为了阿曼丽·特·古德维小姐；她的姿色，配上巧妙的装束，格外显得夺目，那样化装的手段原是所有想嫁女儿的母亲都会教给女儿的。
好了，别扯上我的事了。
（领事说着，停了一会。）
22 开始行动
二十天以后，我住到种菜人的屋子去了。那儿已经打扫清楚，收拾齐整，摆好家具；办事的迅速只要两句话就可解释：我们是在巴黎！有的是法国工匠！有的是钱！我爱阿曼丽小姐的程度正好使伯爵对他的安全问题放心。可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所能有的谨慎，是不是足够应付那些由我担任下来，而有关朋友幸福的妙计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存心一大半要依赖舅舅的——因为伯爵允许我必要的时候把事情告诉他。我雇了一个园丁，自己装作爱花成癖，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我感到兴趣，只是没头没脑的翻垦菜园，要把土地整理得可以种花。我像荷兰或英国的某些花迷一样只栽培一种花。我挑选的是大理花，专门搜集所有的变种。你们不难想象，我的行动，哪怕是极细微的变更，都是由伯爵规定的；他那时把全部智力集中在圣·莫街那出悲喜剧上面，连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等伯爵夫人上了床，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奥太佛，高朋太太，和我三个人几乎每天举行会议。我听着老婆子把女主人白天的一举一动报告伯爵；他什么都要问到，吃些什么，做些什么，态度怎样，第二天预备吃什么菜，她想仿制什么花。我那时方始懂得相思之苦，懂得从头脑、心、感官三方面同时发源的爱情在绝望之下是怎么回事。奥太佛只有在盘问老婆子的时候才算活着。在整理花园的两个月中间，我绝对不向邻居的小楼瞧一眼，连是否有一个邻居也不打听，虽则我们两家的园子只隔一道木栅。伯爵夫人沿着木栅种的一行柏树，已经有四尺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