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1]，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2]“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3]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做处理，以至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4]，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5]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此外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去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