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2001)认为一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由占国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二是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三是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存在，或迅速出现。在这三个条件中，生产性投资率达到10％以上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由此可见，罗斯托把资本积累和投入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资源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
尽管罗斯托、刘易斯等对资本的作用过分强调，并因此被冠以“唯资本论”，饱受争议。20世纪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确已经下降，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形成和投入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证实了资本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资本投入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要素的投入。武剑(1999)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量化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要素总和，达到了56.3％；沈坤荣(1999)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取得的，1953～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76.7％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的，而资本投入贡献占其中的57.8％；邓翔和李建平(2004)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1978~2003年实物资本是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贡献份额大约为42.5％，而资本投入的区际差异与区际经济差异高度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