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亲蛮族，为埃及人、波斯人说话，把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的祖先归结于腓尼基人等等。[210]其实，这不仅不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恶意，反而证明普鲁塔克自己的民族偏见。我们知道，希腊人产生强烈的优越感并提出蛮族低劣理论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即伊索克拉特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到了普鲁塔克生活的公元1—2世纪，希腊、罗马人的民族优越感已经牢固确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表达的对蛮族人的友好之意甚至敬意自然被普鲁塔克所不容。
纵观《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全文，基本是这样一些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的东西，其偏激的程度连普鲁塔克的爱戴者都感到困惑：为何在其他作品中一向温文尔雅的普鲁塔克会变得如此刻薄？以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普鲁塔克之手，而是某个彼奥提亚修辞学家的冒名顶替之作。然而古文献学家的考据却证明这篇文章的风格和语言毫无疑问属于普鲁塔克。[211]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如此反感，甚至于可以说是仇视？